明代政治機構發(fā)達，考試制度完善，文人士大夫數(shù)量驟增，大量未能由科舉出仕的讀書人，構成了這一階層的龐大基礎，盡管他們都企望著考取功名，但落第的陰影仍然籠罩著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視科舉為正途的學子們，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落第后的清閑中，繼續(xù)著枯燥乏味的應試生涯，一班讀死書和追求功名利祿的人馬不斷壯大。及至明代后期，社會上開始流行一種反對正統(tǒng)儒學桎梏，追求真實、自由、解放的思潮，在文人中影響甚廣，他們提倡直寫胸臆，獨抒性靈，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對這一思維方式獨特的人群來說，閑逸靜篤的氛圍最適于修身養(yǎng)性、煥發(fā)神采，在優(yōu)雅閑適的生活中，他們滿腹的詩書才藝處處尋找著遣興抒懷的對象。室內器具中，家具與人的關系最為密切，因而率先被熏染上儒雅的文人氣息，在不斷精致化、藝術化之后，成為聲施后世的“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風格的形成，確有著它獨特的社會背景、地域條件，以及一大群文人參與的結果。這樣說并非是要否定工匠的智慧，明式家具的成就離不開明代工匠的精湛技藝，明式家具的成就是文人智慧和工匠技藝的結合產(chǎn)物是勿庸置疑的。在研究明式家具的審美價值時，不僅講技藝，還有它的風格內涵，內在氣質。明式家具擁有著文人氣質。
明式家具的文人氣質，其形成離不開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和文化環(huán)境兩個方面。就社會環(huán)境說，明太祖朱元璋結束了元末蒙漢地主武裝的混戰(zhàn)，于1368年建立了統(tǒng)一的政權。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農(nóng)業(yè)上實行墾荒、屯田、恢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明初釋放了元朝手工業(yè)奴隸為良民，使他們獨立經(jīng)營，對手工業(yè)工匠實行住坐（從民間征集工匠來京為皇家生產(chǎn)，每月服役十天）和輪班（各地工匠每三年來京服役三個月）制，工匠有了一點個人的營業(yè)自由。這對當時的工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城市經(jīng)濟的繁榮，海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舉世聞名的鄭和七下西洋）帶動了大批中國人遠涉重洋到南洋各地去謀生。他們把中國的絲織品、瓷器、鐵器等帶到南洋，換來了當?shù)氐墓让住⑺幉暮湍静牡鹊?。這些南洋木材對于明式家具的發(fā)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中葉以后，手工業(yè)、商業(yè)極為發(fā)達，原有城市更加繁榮，新的城市正勃勃興起，除皇親貴戚外，城市里的富商巨賈們也爭相修建私宅和園林。可想而知，家具業(yè)也必應運而起隨之興旺起來。這政治上的穩(wěn)定和工商業(yè)、手工業(yè)以及海外貿(mào)易的發(fā)達，乃為明式家具風格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家具是對人類生活起居生活的記錄符號。從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可看到中國新石器時代已有木制家具。
到了明代，中國人完全是“垂足而坐”了。同時明代是中國文化、藝術發(fā)展的盛世，其藝術門類廣，技藝成熟。這同樣反映在家具上。到明代中晚期，家具已顯現(xiàn)出“簡約”思想；家具的器形、制作工藝、風格特征都已經(jīng)確立；家具的品種齊全。達到了中國家具歷史的巔峰。
明式家具自產(chǎn)生以來便倍受世人青睞，明式家具的使用價值與審美價值以及巨大的經(jīng)濟價值已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按照傳統(tǒng)，明式家具的設計者大多是文化氣息甚濃的文人雅士，由他們設計出家具圖樣后，再交由出色的木工制作而成。在設計層面上，文人的參與度比其他的家具設計要高，設計者往往會將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合家具設計之中。這一點體現(xiàn)在明式家具設計上，家具設計的造型優(yōu)美、穩(wěn)重、簡樸，各組件的比例講求實用與審美的一致，裝飾講究少而精，淡而雅。明式家具，乍看之下，一般感覺毫不起眼，但細品之下，卻散發(fā)出獨特的魅力，每一個細節(jié)都值得欣賞、推敲。明式家具好比一杯好茶，入口味淡，再三品嘗則回味無窮。所以，明式家具中所賦予的文化內涵以及所涵含的文人氣質更是眾多收藏家所喜愛與追捧的根本原因。
我們從現(xiàn)在流傳的明代文人書札、文集和詩書、繪畫中還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熱衷于家具的研究和親自參與家具設計者大有人在，這是歷史所不及的。他們對家具的行制、尺寸、材料、工藝、裝飾以及家具的審美標準等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記載，更有明代文人、畫家自行設計家具并繪留后世者。明代文人撰寫家具方面的論著，其人之多，涉獵問題之廣，也是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能與之比擬的。這便是明式家具風格形成的文化因素，也是明式家具文人氣質的由來。明式家具的文人氣質，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明式家具的材料和結構裝飾風格上所蘊涵的文人氣質
明式家具純樸、淡雅，光素，不留斧痕，自然無跡，以最簡潔的形式蘊含了極其豐富而深刻的內容，賞心悅目，意味雋永，這與明式家具生產(chǎn)過程中文人的大量參與分不開。文人們不僅將詩書繪畫中的審美觀念、筆情墨趣滲透到家具制作中，更將家具提升到了與詩書繪畫同流的精神高度。明式家具滲透了深刻的文人意識、美學觀念、哲學思想，具有濃厚的文人氣質。這可以說是明式家具不同于其他時代與風格的家具的最獨特之處。
圈椅（明代太師椅）可以說是明式家具的杰出代表。圈椅的椅背為弧形，自搭腦順勢遙迄而下連接扶手，和諧流暢，前腿與鵝脖一木連作，簡潔流暢的線條造型，富有節(jié)奏韻律感。整體光潔素樸，只偶爾在背板上雕一簡單的花紋，通體空靈，舒展大方，流溢著書畫筆墨之意，又極富有現(xiàn)代感。
明式家具雖以簡潔素樸著稱，但并不是一點裝飾也沒有，而是惜墨如金，只在某些部位略施粉黛，稍加刻劃，更是有畫龍點睛之妙。明式家具的裝飾可分別借用中國明代文人畫中的“惜墨如金”、“疏可走馬”與“潑墨如云”、“密不透風”來形容。明式家具重結構少裝飾這與“明人尚簡樸，清人喜華美”的審美取向一脈相承。明式家具采用優(yōu)質珍貴硬木，它是身份優(yōu)越的一種象征。明式家具不僅是政治經(jīng)濟地位的一種象征，更是其主人內在文化修養(yǎng)、精神境界的一種象征。
明代家具對木材的使用十分講究。一般都為硬木，硬木包括花梨木、紫檀木、雞翅木、鐵力木、紅木、烏木等。其中又以明紫檀花梨木為最高貴。這種優(yōu)質硬木的質地、色澤和紋理的自然美，不飾雕琢，裝飾洗煉，簡潔素樸，具有清閑淡雅、純樸大方的韻味正好體現(xiàn)了明代文人的審美情趣。而黃花梨木也是明式家具的首選之木，本身質地光澤，自然流暢的紋理深受崇尚自然、達情任性的明人喜愛?！疤斓赜写竺蓝谎浴保诩揖咧谱髦校魅吮梢暋暗窭L文飾，以悅俗眼”。而黃花梨木硬度適中，性（內應力）小，耐性強，受環(huán)境氣候的冷熱燥濕影響很小，不易開裂變形、不翹不裂，木性溫和柔韌，易于造型雕刻，手感溫潤細膩，色澤暖而不艷，紋理清晰流暢，如行云流水，靜中有動，動而不喧，正好吻合了明代文人的精神氣質。
二、 文人審美情趣對家具的影響作用
明代眾多的文學家、戲曲家、詩人、畫家、收藏家、鑒賞家等等文化人，著有大量有關家具的論著，如：曹明仲著有《格古要論》，文震亨著有《長物志》，高濂著有《遵生八箋》，屠隆著有《考盤余事》和《游具雅編》，谷應泰著有《博物要覽》，王昕、王思義著有《三才圖繪》，戈汕著有《蝶幾圖》等等。以上這些有關家具的論著，不是著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他們與《魯斑經(jīng)》的立足點迥然不同。而是著眼于探討家具的風格與審美。強調“雅”，宣揚和提倡家具的“古雅風”。具體講，就是“古樸”和“精麗”兩個主要標準。 “古樸”就是崇尚遠古先人的質樸之風，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樸素無華美。如《長物志》論及方桌時說：“須取極方大古樸，列坐可十數(shù)人，以供展玩書畫。”在論及榻時又說：“古人制幾榻，雖長短廣狹不齊，置之齋室，必古雅可愛。……今人制作，徒取雕繪文飾，以悅俗眼，而古制蕩然，令人慨嘆實深?！?
在家具用材方面，提倡木材紋理的自然美者也屢見不鮮。如《格古要論》說：“紫檀，性堅，有蟹爪紋……?！薄盎ɡ婺尽嘤谢y，成山水人物鳥獸者……” 從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對家具的審美要求是“古樸”、“古雅”、“奇古”、“古制”等等，這是文人追求古人典雅風范的典型表現(xiàn)。這一審美觀點，從明式家具珍品中亦可得到一一印證。我們看現(xiàn)存的明式家具珍品，不論是桌案椅凳，還是箱櫥床榻，都突出地表現(xiàn)為造型簡練，不為裝飾而裝飾，充分顯示出木材本身自然美的質樸特點。這些特點的形成，是與文人提倡“古樸”、“古雅”的審美觀有著直接的關系。也可以說，明式家具的簡練質樸風格是浸潤著明代文人的審美情趣的。
三、文人的所好所用對家具的影響作用
大批的文人論著告訴我們，文人的所好與所用，推動著家具的品種與形制等方面的發(fā)展。這些文人出于他們的特殊愛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設計與倡導了眾多的新巧家具，豐富了家具的品種和形制。如：
“以置尊彝之屬”的臺幾。（《長物志》）
“書室中香幾”。（《遵生八箋》）
“置熏爐、香合、書卷”的靠幾。（《遵生八箋》）
“如畫上者”、“入清齋”的藤墩。（《遵生八箋》）
在論及櫥時，《長物志》說：“藏書櫥須可容萬卷，愈闊愈古?！薄靶弧灾霉陪~玉小器為宜?！睂τ诖查降氖褂靡蟾遣煌话懔耍堕L物志》說到幾榻“坐臥依憑，無不便適，燕銜之暇，以之展經(jīng)史，閱書畫，陳鼎彝，羅肴核，施枕，何施不可”。
《遵生八箋》里用藤竹所編的“欹床”，強調不要用太重的板材，要適于童子抬，床上置靠背，“如醉臥偃仰觀書并花下臥賞”。這是何等的消閑安逸，一副十足的雅士氣派?！犊急P余事》里用木材和湘竹兩種材質制作的榻，“置于高齋，可作午睡，夢寐中如在瀟湘洞庭之野”?！蹲裆斯{》中的“二宜床”就更不一般了，不僅設計精巧冬夏兩用，而且“四時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滿床，臥之神爽意快”。這又是何等悠然自得。更有撫琴高手設計了符合共鳴音響原理的琴臺與琴桌。《長物志》說：“以河南鄭州所造古郭公磚，上有方勝及象眼花者，以作琴臺，取其中空發(fā)響……坐用胡床，兩手更便運動……?！薄陡窆乓摗返摹扒僮?，桌面用郭公磚最佳……嘗見郭公轉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紋……。此磚架琴撫之，有清聲泠泠可愛”。
以上可見，這些文人雅士，出于嗜愛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書畫之所用，對于家具的品種，行制，用材以及特殊的功能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無怪乎！明式家具的文人氣質當是名之有據(jù)了。
四、 文人詩畫墨寶與家具的結合
明代以前的家具，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商周時作為等級象征的禮器、祭器除外），而到了明代，家具在具有使用價值的同時，更增強了觀賞價值。這種情況不僅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線條、用材、裝飾等渾然一體的質樸典雅之美，更有文人將書畫藝術嵌入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績。家具上刻繪當代文化名人的詩畫墨寶，可說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這些文人的書畫與家具的合作，增強了家具的觀賞水平，提高了家具的藝術價值。可以說，歷來都“重文輕技”的文化史，至明代便有了這稍微的改變。
由于歷史的、科技水平的種種原因，現(xiàn)在能留存的實物是較少的。但從文獻資料和私人收藏中仍可查到一些蹤跡，在《清儀閣雜詠》中就記載了兩件家具，一件是“天籟閣書案”，乃是項元汴的家藏，上項氏兩方印。原文是：“天籟閣書案，高二尺二寸三分，縱一尺九寸，橫兩尺八寸六分，文木為心，梨木為邊，右二印曰項，曰墨林山人，左一印曰項元汴字子京?！?項元汴是明代的書畫家，收藏家，精于鑒賞。其所藏法書名畫極一時之盛，曾著有《蕉窗九錄》，刊有《天籟閣帖》。
在《清儀閣雜詠》中還記載了一把椅子，原文是“周公瑕坐具，紫檀木，通高三尺二寸，縱一尺三寸，橫一尺五寸八分，倚板鐫：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書。印二，一曰周公暇氏，一曰止園居士?！敝芴烨蛞彩敲鞔拇髸遥茖懱m草，尤善大小篆古隸行楷，一時豐碑大皆出其手。這樣一位大家在一把椅背板上揮毫抒懷，可見他對這把椅子是何等鐘愛，也可知這把椅子的價值，早已不止是一把坐具了。
在現(xiàn)存的珍品中，還有祝枝山、文征明兩位名家書寫詩文于椅背上的兩把官帽椅。一把在條板上鐫有王羲之《蘭亭集序》的一段文字，從“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直到“暫得于己，快然自足”約百字。落款為“丙戌十月望日書，枝山樵人祝允明”。下面兩方?。阂辉蛔Ｔ拭饔?，一曰希哲）。另一把椅子的條板上文征明書有：“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煮苦茗之。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shù)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跡畫卷縱觀之”字句，落款為“征明”下用兩方印:一曰文明印，一曰衡山。在這三把椅子背上作書的周天球、祝枝山、文征明，皆是明代的文化名人。周天球是大書法家， 祝枝山是大文學家兼書法家， 文征明乃是書畫家。祝枝山、文征明、唐寅與徐禎卿在當時是有名的“江南四大才子”。這樣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傾心于家具，將自己的書法刻于家具之上，視家具為抒懷的園地，以充清賞珍玩，可想這些家具的藝術價值怎能不聲價十倍呢!這些文化名人的書畫與家具相結合，對明式家具的風格形成，對其藝術價值的提高，都起到了極大的影響與作用。
“精麗”就是家具作工的精良和體態(tài)的秀麗，這一點在明代文人論著中也處處可見?！堕L物志》說：“屏風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鑲下座，精細者為貴?！薄按玻运卧獢嗉y小漆床為第一，次則內府所制獨眠床，又次則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還有以柏木琢細如竹者，甚精，宜閨閣及小齋中?！薄皩m中有繡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蘇者，亦精雅可用。”這些“精麗”與“精雅”的要求，我們從明式家具挺拔的細條與秀麗的體態(tài)，以及她那無一顯露斧斤之拙的嚴密卯榫結構中，都能明顯看到。這“精麗”之中，包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藝與文人審美情趣的緊密結合。當我們細細體味那一件件文人與工匠渾成的珍品時，明顯嗅到那陣陣瀟灑清秀的書卷氣。文人的審美情趣作用于明式家具是不乏其例的。
五、文人參與家具設計，使得明式家具更具文人氣質
明代文人參與家具設計是文人對家具的熱衷、鑒賞、收藏，以及親自設計，對于明式家具風格的形成，無疑是功在其中，不可磨滅的。
如唐寅在臨本《韓熙載夜宴圖》的再創(chuàng)造中，對室內陳設和家具設計作了一些改動，增繪家具二十多件，并修改了部分家具，這可以說是明代文人參與家具設計的最直接最典型的例子。明高鐮著《遵生八箋》，描述用藤竹所編的“敬床”應“如醉僵臥仰觀書并花下賞”，其“二宜床”，不僅設計精巧，冬夏兩季皆宜使用，且“四時插花，人花作伴，清芬滿床，臥之神爽意快”。此等閑情逸趣皆文人雅士心之所向。明屠隆著《考盤余事》又載，用木材和湘竹兩種材質制作的榻，“置于高齋，可作午睡，夢寐中如在瀟湘洞庭之野”。既毫無體足跋涉之勞，亦毋需山水畫之佐，僅置一榻，酣睡間便可得野老山水之趣。比起宗炳之“臥游”，更增添了幾分“神游”的味道。
凡此種種，均可見文人參與的明式家具，不僅具有物質使用價值與藝術審美價值，更兼具精神愉悅功能，使文人雅士于詩書案犢、堰仰坐臥等普通日常中皆可僅憑家具便能體味到恬淡閑適的生活情趣，并從中進人一種“怡然自足”、“神爽意快”的“暢神”的精神境界。